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终证明摩根大通清白无辜，不存在任何不当行为，这家美国银行业巨头的声誉依然将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害。当然，如果调查结果不利于摩根大通，它很可能将承受巨额法律费用和罚金。

      可悲的是，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投行市场上，聘用“太子党”（即中国高级官员子女）的公司绝不仅仅只有摩根大通一家。希望赢得中国业务的其他西方投资银行也使用了相同的战术。说句公道话，这些公司在中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国的统治精英知道如何利用西方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由于投资银行业务现在基本上是一个过度竞争的行业（它意味着质量差异微乎其微），掌握利润丰厚的承销合约决策权的中国官员往往会考虑其他因素。

      公然向震慑于《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的西方银行索贿很可能会遭到断然拒绝，于是中国官员就考虑着这些外资大行能否为自己的子女做点事情。过去十年间，借助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强劲东风，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纷纷谋求在香港上市交易，而确定哪家西方投行能够获得承销大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政治关系。

       因此，西方银行争相聘请出身政治世家、能够帮助它们获取这些丰厚合约的中国人。最热门的聘请对象当然非太子党莫属。他们被认为是影响中国决策者最有效的工具。

       尽管一些太子党的确带来了令人垂涎的合约，但值得怀疑的是，雇佣他们是否总能取得奇效。几乎所有角逐中国业务的投资银行都诉诸于这种战术，于是他们就不知不觉地助长了一场发生在中国统治精英内部的不可预知的权力竞赛。为这些银行效力的中国高官子女仅仅是其父辈的代理人——他们的父亲在中国政治食物链的地位直接决定了这些高官子女达成交易的能力。

      即使幸运的太子党通过父辈的政治影响力从竞争者手中成功抢得一单交易，他的雇主（即西方投资银行）也可能会遭受恶劣的后果。失败者当然具有很强的报复动机。他们也可能会披露肮脏的秘密，为赢家制造公关灾难或令其头痛不已的法律问题。如果某位太子党的父亲因腐败问题而落马（在中国高官群体中，这种情形屡见不鲜），一家银行面临的风险或许是无法估量的。

      鉴于聘用中国高官子女存在巨大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摩根大通在内的西方投行为什么允许这种行为延续了这么长时间？原因之一是，西方的监管和执法机构一直过于宽松。这种疏忽或许促使那些聘用太子党的银行相信，他们的做法是安全的。另一种解释是，聘用太子党的成本其实并不昂贵。他们的作用与股票期权非常类似。太子党的名义薪酬或许很高，但如果银行最终赢得一笔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交易，那么这些钱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要是太子党未能完成其使命，银行也随时可以让他们走人。

      此时此刻，摩根大通正在接受美国监管当局的严苛审查。西方投行和所有在华的跨国公司必须以此为契机，郑重反思它们在中国开展业务时经受的腐败风险。就聘用太子党这件事而言，这些企业需要设立新的防火墙，保护自己的声誉和业绩。

      这些银行可以采取的一个小步骤是，建立一个严格的回避制度。领取银行薪酬的太子党不应参与涉及其父母管辖部门的交易。这项措施或许无法完全阻止这些太子党代表其雇主游说他们的父母，但这样做有助于降低潜在的声誉和法律风险。

      西方跨国公司也应制定一套行为守则，以减少聘用太子党的动机。如果大多数西方公司承诺不参与政治资本竞赛的话，大家的日子都会好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