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恰是“转型期”的真实写照——看似杂乱无章却暗藏潜流，看似无甚出奇却蕴含剧变。
大约从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被两股力量左右，一是来自货币层面的超发压力胁迫投资热、基建热、楼市热，在客观上造成房租、物料、人力成本大幅上涨，对实体经济形成遏制之势，资金从制造业大面积抽离，大量管理粗放、技术落后，缺乏成本控制和风险抵御能力的企业纷纷破产，以致实体经济疲软、出口不振，消费萎靡等一系列后果。2013年底又闹起的“钱荒”再次逼迫央行“放水”3000亿，正是这股力量再一次发力的结果。
第二股力量是来自互联网层面的技术变革引起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洗牌与重组，以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为“掎角之势”，在出版、传媒、零售、手机、电视、视频、服装、通讯、金融、汽车等行业掀起风暴，冲击传统行业阵脚的同时，也孕育着新兴行业的希望。
以上两股力量交汇、对抗，无形中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它们也是理解今日中国商业的逻辑基础。
2013年，资本并购主导的产业整合仍在继续，最引人注目的收购发生在食品领域。双汇耗资71.2亿美金收购全球最大猪肉供应商史密斯菲尔德全部股份，一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肉类生产商，年底双汇又联合墨西哥ALFA集团向西班牙Campofrio食品集团发动收购。
当然，对双汇来说，品牌国际化似乎还为时尚早，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的当下，如何利用这些西方企业成熟的生产技术、管理模式，深耕远未饱和的本土市场，才是跨国收购的价值所在。
服装制造领域，温州民营企业森马服饰以20亿人民币收购宁波中哲慕尚控股有限公司71%股权，创下中国服装制造业最大手笔并购案。后者遍布全国的1200多家零售店，以及GXG、gxg.jeans两个在互联网上颇有市场的年轻原创品牌，显然是打动森马以10倍溢价收购的关键所在。
这笔收购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些被电商侵蚀的传统制造企业，也许可以通过收购处于上升期的互联网品牌来弥补互联网基因的缺陷，与自身的制造优势协同互补。
库存是服装制造业的“毒瘤”。如果不能快速消化产品，便会面临现金流的压力。本土最大的羽绒服生产商波司登就因此陷入“多重困境”——主营羽绒服业务下滑的同时，寄予厚望的男装业务持续低迷，在业绩压力面前，不得不提前终止一年前的开店扩张计划，大面积关闭门店。
2013年，本土服装制造业的两大主题是“关店潮”和“去库存”。关店是一剂猛药，相比消化库存所付出的管理成本和机会成本，无疑更加简单粗暴，它可以短期止损，甩掉包袱轻装上阵，“节流”却无法“开源”，因此是快速解决呆坏账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安踏、匹克、361度、特步利润显著下滑，李宁继续亏损。五大本土运动品牌的集体低迷正是中国服装制造业过去三十年粗放成长的写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对于习惯规模扩张的中国企业家来说，收缩规模也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必修课，因此而知，“关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未来的竞争，一定不是规模和价格的竞争，而是品牌、品质的竞争。通过关店来收缩阵脚，通过提升经营管理水准来提升单店盈利能力，而不是靠规模取胜，才是核心竞争力所在。
马太效应使然，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没有规模便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就会在谈判中受制于人。中国地产业历来以大兵团作战见长，当规模化竞争趋于饱和，限购政策加剧本土房地产市场的开拓难度，而欧美各国的资产价值走低，那些资金雄厚的本土企业纷纷出国寻找商业机会。
万科海外布局的重点落在香港和美国，先是通过香港子公司万科置业与郑裕彤旗下新世界发展合资，在香港拿地盖楼，随后借助与美国最大商业地产公司铁狮门的合作，进入旧金山房地产市场。位居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第359位的绿地集团选择进军洛杉矶和纽约楼市，复星国际则以44亿元人民币从摩根大通手中购入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的所有权。
华人富豪李嘉诚频繁抛售大陆物业，引发撤资质疑，敏感者视之为“楼市泡沫”的信号。
当然，这一年名声最大的房地产企业当属广州恒大。恒大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因为地产业本身，而是因为足球。中国房地产老板向来热衷投资足球，绿城宋卫平、万达王健林、建业胡葆森、恒大许家印均是其中代表人物。许家印深谙“金元足球”，不惜重金打造的恒大足球队亚冠夺魁赚足了“眼球经济”，也令重点布局三线城市的恒大地产一夜之间名噪全国。
在恒大足球队夺冠的“广告效应”下，许家印又趁热打铁推出“恒大冰泉”，进入矿泉水行业。有人认为恒大足球和地产生意一样，都属于“投资泡沫”。然而，不论追捧也好，批评也好，不可否认，全国媒体大量免费的新闻报道，显然比直接的品牌广告来得更加实惠，也更加高明。
恒大冰泉的介入，对于农夫山泉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这家矿泉水生产商与《京华时报》的口水官司引起行业标准之争的同时，也揭露了商业竞争与媒体挟持的丑恶一面。
这一年的中国首富，从卖矿泉水的宗庆后变成了搞商业地产的王健林。后者频频在媒体上公开亮相。前者虽刻意低调，却无法避开是非，这一年宗庆后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行刺风波”，让人们有机会看到这个没有保镖的富豪生活质朴的一面。有意思的是，宗庆后似乎对地产业也产生了投资兴趣，一方面频频放出“看空楼市”言论，一方面又暗中进军房地产市场。
这一年，王健林公开作废与马云的“1亿赌局”，董明珠又与雷军挑起“10亿赌局”。这些所谓的商业领袖在中央媒体公开对赌，只不过一种营销手段而已，做不得真。然而，面对数亿全国观众，如此轻易地下赌，也就注定了将来可以轻易反悔。这个速朽的时代，还有什么可以当真？
当然我们无法据此怀疑他们的诚信，那么，是否可以将赌局视为这些商业明星缺乏面对媒体和公众的一种应急手段。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情急之下的赌局又如何来收场呢？

雷军说：“坐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而他的风口，就是风鹏正举的互联网。
这一年，没有工厂，没有门店，建立在全球采购、OEM代工和网络销售基础上的小米销售额有望突破200亿人民币，估值则达100亿美金，是一年前的2.5倍。小米以手机为原点，推出电视、路由器、盒子等一系列产品，并借助对多看的收购向电子阅读领域扩张。雷军踌躇满志地制定了2015年1000亿人民币销售额的远景规划——他的底气来自哪里？
在雷军看来，零工厂、零门店的运营模式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突破了产能、渠道的固有限制，以营销为引擎拉动市场需求，为爆发式增长提供了可能性。不过，高速成长的小米面对的竞争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如何应对华为、中兴、神州等传统大厂的低价竞争，如何应对魅族、OPPO以及即将发力的锤子、一加等行业新秀的同质化竞争，这些因素增加了手机行业的变数。
在安迪格鲁夫所说的“十倍速时代”，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没有什么牢不可破。
继摩托罗拉移动下嫁Google之后，另一巨头诺基亚手机业务被微软收入囊中，而黑莓、HTC以及众多日本IT厂商的集体低迷，似乎可以表明属于硬件制造商的时代正在过去，它们所代表的工业制造时代的荣光，正在让位于Google等互联网公司风起云涌的信息时代。
与此呼应，百度、腾讯、奇虎360在“云储存”领域掀起“三国杀”，将免费储存空间提升到“T级别”。未来，“云储存”的大面积普及，会否将硬盘存储业送上“断头台”？
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一年“双十一”，支付宝交易额突破35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24小时内人们通过支付宝购买了价值350亿元的商品，比前一年增长160亿。
不仅如此，围绕电商的商业活动也纷纷展开，首当其冲的便是物流建设和互联网金融。
这一年，民营快递老大顺丰接受中信资本、元禾控股、招商局集团战略投资，为未来的加速扩张奠定资本基础。阿里巴巴22亿元注资海尔日日顺，并联手银泰、复星、顺丰，“三通一达”组建菜鸟物流。微信开通支付功能，阿里巴巴，百度、网易相继推出一系列金融理财产品，P2P网贷出现倒闭潮，互联网金融可谓百花齐放却鱼龙混杂。在这样的背景下，马云、马明哲、马化腾联手打造财产保险公司“众安在线”，试图缔造互联网上的“保险帝国”。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争夺日益激化。腾讯和百度是这一年的“大赢家”。前者如愿以偿地入股搜狗，而后者对PPS、糯米网、91无线的三笔战略收购，强化了它在移动端的布局。
这一年，互联网思维成为了时髦词汇，仿佛一夜之间，各行各业都开始了“互联网化”。
如果说电动汽车代表着未来的汽车业潮流，那么埃隆穆斯克用互联网思维缔造的“特斯拉”，则可以算得上电动汽车中的“开路先锋”。在投资者的追捧下，特斯拉公司股价从33美元一路冲上193美元的高峰。面对即将进入国门的“特斯拉”汽车，王传福、李书福两位汽车大佬不以为然地表示“分分钟就可以复制”，前者还推出代号为“秦”的电动汽车。
年底，成立于2005年的汽车之家成功赴美上市，创始人李想坐拥上亿美元，他的愿景是把汽车之家打造成“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汽车互联网企业”。
而另一家全球有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未能重新上市，马云“合伙人架构”却为中国公司提供了股权管理的新思路。
不论商业世界如何变迁，人是永恒的主题。变局之下，人事纷纭，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这一年，李开复身患癌症，李经纬因癌去世，中国企业家的健康问题再次成为引人瞩目的公众话题；这一年，史玉柱退休，张朝阳复出，任志强出版自传，刘强东完成美国学业归国，葛文耀辞职引发上海家化管理层地震，侯小强告别盛大为“起点之乱”画上句号。
这一年，薛蛮子、王功权、蔡达标因各自原因锒铛入狱。
这一年，东星集团创始人兰世立谋划东山再起，同为湖北籍的陈久霖从葛洲坝集团悄然离职，并出版了一本新书；戴国芳重新创业，进入钢铁下游的镍铁合金生产领域，而褚时健则牵手喻华峰“本来生活”在互联网上售卖“褚橙”。他们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曾经历牢狱之灾。
这一年，新届政府决心肃清吏治，不惜“挥拳打虎”，政府要员、国企高管纷纷应声落马。餐饮、白酒、礼品、奢侈品行业遭遇重挫，14家酒企市值“蒸发”掉2490亿人民币。
这一年，“中国梦”成为热词，但又有几个人能说清，我们离这个梦想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