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效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是“知识差距”。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不再以廉价为主要的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的形成有赖于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更离不开人才资本的投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其实质就是人才资本投资的差距。这是因为，对劳动力的基础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与对人才资本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据著名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舒尔茨教授测算，一个小学毕业生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43%，中学毕业生提高108%，大学毕业生提高300%。由此可以推算，投资大学教育增加的劳动生产率，是投资小学教育所提高的劳动生产率的6.7倍。可见，对人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投资所获得的效益，大大高于初级阶段的投资效益。

中国科学院《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认为，当时中国在人才的体能、技能、智能上的投入比为1：3：9，而收益比却为1：10：100。由此可以直接推算得到，智能投入的效益是体能投入效益的11.1倍。

上述理论研究的结论充分说明，人才投资是比基础人力资本投资效益更大的投资，人才投资是效益最大的投资。

“人才投资效益最大”在实践中已被无数先例所证明——

投资人才资本比投资资源资本、产业资本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世家靠投资产业资本成为百万富翁，用了近百年；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家族靠投资资源资本成为千万富翁，用了50年；而电脑奇才比尔·盖茨靠投资人才资本成为百亿富翁，只用了十几年。当李嘉诚在被记者问到为何几十年的成功积累还不如比尔·盖茨的几年“暴富”时，他在感慨“后生可畏”的同时，承认比尔·盖茨掌握了投资人才资本的先机，成功运作了依附于创新型人才身上的创新资本。创新资本可以让一个“新品”在一夜之间战胜一个畅销几十年的“名品”，这就是投资人才资本的巨大效益。

流失与回归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之所以不惜投入巨资以提供优厚的物质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来吸引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才为他们所用，是因为他们清醒地知道，形成这些人才身上所携带的“前期”初级阶段漫长的人力资本投资，已由人才流失国“买单”了，他们只需要进行“中期”的中级阶段或“后期”的高级阶段投资就可以迅速“坐享”前期投资的巨大效益。

近年来，“人才投资是获得效益最快的投资”的规律，也逐渐被发展中国家所认识。这种规律启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必须采取特别措施留住本国、本地区人才并吸引海外人才，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印度的“IT”人才回归计划和我国的留学生人才回归计划就是发展中国家“回引”人才的典型代表。

直接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归国创业，不仅是缩短培养产业领军人才和高层次技术专家时间的一条捷径，而且，“人才投资是获得效益最快的投资”的规律为我所用，使得我国既“回收”了前期流失的投资效益，同时也迅速“坐享”了海归人才在国外积累的、由外国投资所形成的高端人才资本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千人计划”等海外人才引进计划以“吸引回归”回敬了发达国家的“吸引流失”，使这些“抢才”的发达国家也尝尝人才流失、智力外流的苦果。

我国最早启动的优秀人才引进计划——始于1994年的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开创了吸引海外优秀人才的先河；而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震荡和国外人才激烈竞争的环境，为改革开放30年来稳步快速发展的、比国外更具综合优势和吸引力的中国迎来了吸引海外人才的大好契机。2008年中央组织部“千人计划”实施至今已完成了6批引进计划，数千名各行业急需的海外优秀留学人才纷纷回国创新创业。如今，着眼于长远的“青年千人计划”、着眼于以引进智力为主旨的“外专千人计划”陆续出台，使引进人才的结构更为丰富。

投资与裂变

如果说成才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人的发展的一级助推器，那么创新时段的人才资本投资就是人的发展的二级助推器，创业时段的人才资本投资就是人的发展的三级助推器。

对于投资主体而言，成才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国家和社会的“普惠性”投资，着眼于推进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创新时段的人才创新投资是国家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特惠性”投资，着眼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着眼于推进知识创新，丰富人类的科学宝库，为创业时段提供研究成果；而创业时段的人才创业投资就是国家和社会组织（以企业为主体）的“资本性”投资，着眼于创新型社会的建设，着眼于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期待着人才资本的增值以获得更大的回报。

对于人才而言，成才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基础性的，勤奋求知的人在基础性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助推下能够顺利成才；创新时段的人才创新投资是必要性的，人才依赖必要的课题经费支撑以满足研究所需的条件，从而“激发”人才的创新精神，顺利开展创新性探索，获得研究成果；而创业时段的人才创业投资则是具有风险性的，人才所取得的科研成果要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产品，必须经过产业化阶段，必须借助金融资本的注入和物质资本的投资。而社会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有限性以及创业投资的 “资本性”，决定了人才创业投资的风险性。为此，期冀着独具慧眼的创业投资主体承担投资的风险，“激活”人才的创业动力，支持人才将其创业梦想转化为成功的现实，带来“核能裂变”。

在美国独立之初，为抑制美国的工业发展，英国禁止向美国出售生产设备，也不准技术人才向美国移民。1790年，英国建筑师和机械工程师、纺织业的先驱人物塞缪尔·斯莱特在两位美国富商的资助下，以“农民”的身份来到美国，实现创业梦想。他的到来，使美国拥有了第一个具有先进技术的纺织厂，开启了美国的工业革命。

2000年，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物理系留学12年的施正荣，看准国内新能源市场刚刚兴起、技术有待开发的潜力，踏上了归国创业之路。正苦于筹措创业资金无门之际，在一次演讲中，施正荣所介绍的太阳能技术被无锡市风险投资公司投资部经理张维国看中了。最终，在张维国的支持下，无锡八家国企投资进入，施正荣于2001年9月成立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开始创业。国内宽容的创业环境和充足的人才创业投资“激活”了施正荣的创业热情，仅仅5年之后的2006年12月，尚德电力年产能力达到300兆瓦，跻身全球光伏电池制造企业前三强。施正荣在《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榜”上以22亿美元排名第350位，成为中国新的首富。尚德的崛起也同时带动了中国光伏业的崛起，2005年七家光伏企业赴美上市，总市值达100亿美元。中国也一跃成为光伏产业的最大生产国。

“人才投资是效益最大、收效最快的投资”，“人才投资是人才创新创业的助推器”等科学人才观念，应该转化为各级党政负责人及人才工作者“人才投资优先保证”的实际行动。人才投资优先保证在确立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人才优先发展的长远导向。由于人才投资效应的滞后性，作为一届政府来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可能在本届政府履职期间“看不到”政绩，但对于本地区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说，则是功在千秋、泽披万代的功利事业，体现了以人才发展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发展观。